作者： 发布时间：2017-08-29 关注度：221

无硫有机酿酒之风起源于法国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位名叫马赛尔•拉皮埃尔(Marcel Lapierre) 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们掀起了这场风潮。而在格鲁吉亚，引领葡萄酒革命的并不是年轻人，而是长者，至少是中年人。当盖拉找到约翰的时候，已经30岁了，虽然不算老人，但也不是小伙子了。这股酿酒工艺复兴的浪潮，正是由那些梦想被迫搁置的人们推动，他们的年龄介于30岁到70岁，勇敢推动着改革的步伐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开创了振奋人心的葡萄酒新时代，推广有机酒，号召人们摒弃化学添加剂。可以说，这场反对化学添加、不走寻常路的葡萄酒革命是一场鲜有年轻人参与的战斗。

慢食组织 (Slow Food)成立于意大利，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地区特色烹饪方法与传统农业。该组织在格鲁吉亚设有分支机构。索立科与其负责人拉玛兹(Ramaz)见过面。拉玛兹身材健壮，颇有主见，声音有些沙哑，而且他也酿酒。两人价值观相似，一拍即合。他们随即开始四处网罗同样热衷传统工艺，能酿造优质天然有机酒，并愿意推动市场的人才。他们就像葡萄酒传教士一般，共同努力，最终将创建一个庞大的网络。

迪蒂米(Didimi)已年逾七十。老人家的肖像被印在酒标上，并注有“我是迪蒂米，这是我的卡胡娜葡萄酒”的字样。这款酒首次在意大利市场销售。还有一位老人叫盖奥兹•苏普奥马兹 (Gaioz Sopromadze) ，六十多岁，似乎由于过多食用khachapuri 芝士面包而挺着大肚腩。他用莎卡维拉 (Chavkeri) 葡萄酿出了如今非常受欢迎的酒。2013年，他首次去法国推广自己的葡萄酒。我在巴黎的一场品酒会上认识了他。那时的盖奥兹正沉溺于风姿绰约的巴黎美女之中。对此，他不以为然，辩解道：“她们实在太漂亮了！”。那周晚些时候，我与他在卢瓦尔河谷一间漂亮的酒窖里见面，在场的还有另外几位格鲁吉亚人。酒窖很深，储藏了不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好酒。盖奥兹当时有些愤愤不平：“我祖父曾有三公顷葡萄园。1921年之后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了。”他非常激动，似乎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。“他们瓜分我们的产业，抢走了我们的土地，分给了什么都不懂的人。他们掠夺我们的酒窖，里面收藏的好酒就跟这里的一样。”他冷笑着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讨厌前苏联，讨厌苏联共产党。”

我不止一次地看到，无论是纺丝工人还是酿酒师，他们渴望在自己的领域出人头地的梦想，被前苏联击得粉碎。而如今，一切都有实现的可能。老人们又重新充满激情。虽然盖奥兹只有0.75公顷土地，但他已经在着手购置新的葡萄园。他这把年纪了还要重新栽葡萄？葡萄藤几年都结不了果，这样的付出还有意义吗？这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乐观精神啊。而在格鲁吉亚，精神追求深植于人心，人们对长远梦想的奋斗也从未停止。 

午餐的香味从索立科的房子里飘散出来，美食已经摆放在一棵樱桃树下的餐桌上。索立科的妻子尼诺加入我们，听着我们对她厨艺的夸赞。餐桌上摆着油炸馅饼、各式蘑菇等。还有一道鸡蛋做的美食，非常好吃，鸡蛋像是来自被施了魔法的母鸡。我们品尝着索立科的年份酒。这时，他举起 2006 年卡斯泰利葡萄酒，动情地说：“这是我的挚爱。这就是我。”

四个小时后，我们的人数增加到六个，午餐仍在继续。在格鲁吉亚，午餐很容易就被拖延到下一顿开餐。盘子逐渐堆积如山，已经盖满了白色的桌布，这也是当地的习俗。家里有客人时，每顿饭都是大餐，都是一场饕餮盛宴。尽管我已经撑得像头牛了，但也不能停下来喘口气。因为之后，另一位酿酒师又要带我赶往下一个目的地。

告别时，我倚着门框看索立科帮尼诺清理餐桌。他们一边忙活，一边唱着多声部歌曲，这旋律在其他国家从未听过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多声部音乐不仅仅是像约翰妻子凯特温的Zedashe那样的艺术团所做的娱乐表演，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旋律与歌声层次分明，恰似极富层次感的葡萄酒。这种歌唱的艺术，以及万物多样化的理念，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。

卡哈•贝尔什维利 (Kakha Bershivili) 带我到他家。由于他完全不懂英语，便找来他女儿的朋友当翻译。卡哈是一位素食主义者，也是小提琴艺术家。他还尽可能地在葡萄园耕作，也酿葡萄酒。他坚定地支持天然酒，同时他也加入“青春虽逝，葡萄酒革命不老”的队伍中，复兴传统工艺。我们在特拉维市下车，拾级而下走进喧嚣的市场，找到菜摊，买了一公斤蘑菇以备晚餐用。

当晚，参观完卡哈的葡萄园和酒庄，并沿河边散步返回之后，大家便开始忙着做饭，在走廊喝酒。夜色渐浓，胡狼的嚎叫与青蛙，昆虫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我从未听过这么持久不息的虫鸣声。临近夏至，自然界一片生机。

谈话中，我逐渐对这个20 来岁的翻译产生了兴趣。他也是一位酿酒师，希望在学完酿酒专业后，能有机会去新西兰和勃艮第实习。

“你想去哪儿工作？”我问道。

他想在格鲁吉亚或其他国家的大酒厂谋一份职。

“真的吗？”我很惊讶，“但今天听了这些故事，喝着这些酒，难道你对这种特殊的酿酒技术一点都不感兴趣吗？”

他笑了。他说，他也喜欢这种酒和它的口感，但他补充道：“这样酿酒太辛苦了。”

“辛苦？那些比你年长几十岁的前辈都没有抱怨，你怎么能喊累呢？他们都不怕累啊。”我说道。

这个年轻人生于前苏联解体之后，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。他无法真切体会年少怀才不遇，中年方能施展拳脚的感受。想到这儿，我有些难过，我想到那天深夜我和尼基在第比利斯，与烹饪学校的那个家伙争论的情景，当时的感受与现在一样。清洗Qvevri陶罐的确很辛苦，但格鲁吉亚人还怕苦怕累吗？ 

“你就想多挣钱。”我责怪他，他温和地笑了。

我们喝着2009年的好酒和第一批2006年份酒，我问这年轻人：“你可以找一份大酒厂的工作，但是你酿造自己都不愿意喝的酒，晚上能安心睡觉吗？难道你不想像卡哈一样酿出好酒吗？”喝着新酒老酒，我们开始吃蘑菇。我吃着美味的西红柿餐，开始担忧格鲁吉亚的未来，如果年轻一代不愿像老一辈那样埋头苦干，那么工业生产会不会取代传统酿酒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，那无疑将是一场灾难。